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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，“久旱逢甘霖、他乡遇故知、洞房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”并称为人生四大幸事。由此可见，结婚在人的一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地位。据史料记载，在古代同样有掌管婚姻法典的政府机构和婚姻介绍人。

　　古代官媒与私媒

　　据《晋书·索紞卷》记载，相传孝廉令狐策有天梦见自己站在冰上，与冰下人对话，索圆梦解释曰：冰上为阳，冰下为阴，主阴阳之事。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，人阳语阴，主为人说媒，因此当为人作媒，冰泮而婚成。至此之后，世人称媒人为“冰人”。

　　古代“冰人”分为“官媒”与“私媒”二种，官媒亦称“ 官媒婆 ”，是代表政府行男女婚姻之事的机构，即官方的婚姻介绍所。其最早出现在西周，据《周礼·地官·媒氏》记载：“媒氏掌万民之判(即婚配)”，媒氏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掌握全国男女的姓名和出生时间，督促适龄男女结婚。《管子·入国篇》中曾这样记载“官媒”：“凡国皆有掌媒，丈夫无妻曰“鳏”，妇人无夫曰“寡”。当时的“官媒”，除了为年轻人安排嫁娶外，还要帮助鳏夫、寡妇重新组织家庭，并整合他们的财产。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历史，官媒的权力一直都比较大。而“私媒”则是我们以往熟悉的媒婆形象，她们大都边从事其它职业，边为他人做媒作保，从而使得他们有机会走家串户，了解各家嫁女娶媳的情况。由于古人结合皆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新郎新娘在结婚之日才第一次相见，这也就需要“冰人”为他们牵线搭桥，以期能够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。当今的一些历史剧，总将古代新人结婚行拜天地之礼当做是对二者婚姻的确认，其实这是不正确的。古时，“私媒”在促成婚姻之后，必须要到“官媒”处登记，接受“官媒”的监督，才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。由此可见，古代先人对婚姻的重视，同时，也证明：婚姻登记古已有之。

　　在婚律方面，古代先人同样有所规定，以保障婚姻双方的权益。虽然，当时的律法在订立方面有所偏颇，但在“男尊女卑”的封建社会风气下，能够做到男女双方都有所保障，这一点实属不易，而我们不可能用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古代的事情。

　　古代婚姻律法

　　《户婚律》是中国封建时代规定户籍、田土、赋役、婚姻家庭等事项的法律。类似的律法规定发端于战国、秦朝时期，到了唐代，户婚立法已经相当成熟，《唐律疏议》里的《户婚律》，以其律文简法，疏议明白而闻名于世，它真实记录了当时社会婚姻家庭的各种复杂形态，内容大多源于儒家经典和汉魏以来的发展与演进，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有关婚姻的制度和规定，并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成为后世婚姻家庭立法的典范。唐代的《户婚律》在中国封建社会户婚法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，不仅是以后各代婚姻立法的蓝本，而且远播域外，对周围一些国家也有相当的影响。

　　现存的唐代《永徽律》以户婚为第四篇，共有46条，以伦常礼教为出发点，对婚姻作了一些限制，禁止一定范围的男女为婚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里面的一些规定是具有其前瞻性和实际意义的，例如卷里就言明“同姓不婚”、“同宗不婚”，表明了我国先人早在唐代甚至更早之前，就已经意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性，这可比达尔文发表《进化论》的时代要早得多。与此同时，还规定了禁止恐吓为婚、禁止冒盲为婚、禁娶逃亡妇女和禁止先奸后娶，很好地保障了古代的男女结合。讲到这里，真不得不感叹古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，先人们超群的智慧。在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，古代先人局限于所处的时代，其“官民不婚、良贱不婚”等不平等的规条，有维护“男尊女卑”不平等制度和浓厚家族主义的“男本位”、“天本位”的文化特征。

　　在婚姻解除的法律上，中国古代同样有所规定：有男子休妻的“七出之条”和女子不被休的“三不去”律法，以保障古代男女双方婚姻的权益。

　　“七出”即妇人“七去”，分别是“不顺父母”、“无子”、“淫”、“妒”、“有恶疾”，“口多言”和“窃盗”等。这是在中国古代的法律、礼制和习俗中，规定夫妻离婚所时所要具备的七种条件，当妻子符合其中一种条件时，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(即离婚)。从其内容来看，主要是站在丈夫及其家族的角度考量其利益，因此，可以说是对妻子的一种压迫。但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在男性处于优势地位的古代社会中，如此“规定”，也使女性最低限度地避免了被夫家任意抛弃的命运。

　　而“三不去”亦称“三不出”，分别是“有所娶无所归”(即妻子的家族散亡，一旦妻子被休则无家可归)，“与更三年丧”(则是指妻子曾替丈夫的父母服丧三年)，“前贫贱后富贵”(指的是丈夫娶妻的时候贫贱，但后来发达富贵了)。这三条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，用以规定丈夫不得任意要求与妻子离婚(即休妻)的三种情况。一般而言，妻子若合乎“七出”的条件时，依照礼制及法律，丈夫便可以要求休妻。但“七出”所包涵的范围甚广，为防夫家任意休妻，因此又订立了“三不去”，用以保障妻子不被任意休掉。“三不去”的律法条文，最早记载于汉代的《大戴礼记》中。